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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创者:范旭东、孙学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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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左)孙学悟(右)  

当年两大阵营领袖毛泽东主席蒋介石分别称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和“力行至用”的“民族工业之父”范旭东是当年永久黄的开创者。孙学悟作为一个不大为常人知晓的学者,怎么能和范旭东走到一起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呢?这要从他们有着类似的追求和经历说起。当年范旭东由于不满清朝政的腐败1900年不满十七岁的他就与哥哥范源濂一道东渡日本,发奋苦读,以求救国,他曾在一张照片面留下誓言“我愿今后寡言力行,摄像作立誓之证。”“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切勿忘之1910年辞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任教,回国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梦想。孙学悟小他五岁,1905年同样不足十七岁,也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并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后被派回国参加反清活动。由于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取了清华大学官费留美预备学堂就读,进而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化学,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博士学位並留校任教,这在当时,一个受尽列强欺辱的中国人能在美国最高学府取得博士学位並聘请留校是极为罕见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执意回国,以完成他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的救国志向。回国后孙学悟应南开大学聘请,为该校筹建理学系。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影响他一生的人,其中就有周恩来(当时在南开读书)和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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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沽厂

正当范旭东在永利沽厂生产纯碱遇到困难之时,范先生深感工业没有科技的支持是决不能发展的。他撰文写道:“我国百业窳败,亦已久矣,举国上下所用所需,无钜无细,几莫不仰资于外货。”“国民生活时时蒙物资缺乏之压迫。”“中国外则启强邻环伺之野心,内则成弱肉强食之惨状。”“说者谓补救之方多矣,而振兴工业当为其最重要者之一。其说诚是。第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起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最先之要务也。”“乃其为学之方,又往往流于空泛,或仅知原理而不谙应用,或熟悉名词而未曾一见实物。至留学外邦专习工科者,虽不乏深造有得之材,然其所得于心者,往往又详于外情,而疏于本国之事物,一旦出所学以施诸实用,又不无扦格不入之憾焉。准是以论,则欲计中国工业与学术之发达,莫要于使研学者有密接于工业之机会,而其所研究之目的物即为工业上之种种用材。”(这番话犹如为当今实现中国梦,向科技界的隔空喊话!)于是,他通过哥哥范源濂和侯德榜的推荐,结识了孙学悟。此时孙学悟正受朋友之托在开滦矿务局任总化学师,他是当时国内洋商企业中少有的华人高管,享受着当时华人的最高待遇。与范旭东的见面,一见如故,共同的追求和经历,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此,孙学悟多次谢绝了十年同窗好友宋子文请他去主持全国性科研机构的邀请,一无返顾地跟随着范旭东到了满目盐碱地,生活极其艰苦的塘沽,而得到的薪酬,还不到开滦时的一半。为的就是,他们俩签的合同中的所写下的共同的心愿:“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完全由于不学;这几微的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他却支配了中国的命运,可惜存亡分岐的关头,能够看得透澈的人,至今还是少数;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朮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关起门来,静俏俏地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许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惟力是视,决不气馁”。就是这一信仰和誓言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就在范旭东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给孙学悟的信中写道:“中国民族必得有班蠢伙子,行其所信,把风气转过来,才能真正得救”。也就是这一席至今仍感人肺腑的志同道合的逝言,伴随了这俩位“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的蠢伙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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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

当时范旭东决定:“于国内化学工业中心之塘沽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仿欧美先进诸国之成规,作有系统的研究。于本地则为工业学术之枢纽,并为国内树工业学术。世界有欲阐明学理,开发利源,以贡献于祖国而致民生之福祉者”。此时他已尋得知音孙学悟,便请他筹建中国第一个化学民营研究机构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孙学悟出仼社长。

黄海社成立的宗旨,她的“社徵”中一目了然,社徵的外圈是齿轮,代表工业的动力。内圈是互相涵抱的三个部分,分别是致知,穷理,应用。互相涵抱以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正如范先生所说:“黄海是永久团体的灵魂。事业和学问要配合有思想,能创造,然后促进生产。否则充其能是摸仿装配,绝建树不起自我工业。设计程序,原料,器材,都要仰给于人。一个国家如不能在基本工业,如钢铁,如酸碱,得着自主,国防民生都无法解决。办工业的人要重视学问,研究理论,更要认准目标,不避艰难的去求根本问题的解决”。作为当时“中国科学社领军人物之一”的孙学悟先生在一次“中国科学社”年会上报告所言,“科学与工业在发展上,是互相为力的。”“科学为工业之原动力,无科学基础的国家,即无工业可言。”“科学虽是发展工业的基础,但工业却是宣传科学的先锋,亦是普及科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工具,在科学历史上看来更是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阶级(阶段)”。他还特别强调了化学基本工业的重要性:“有了化学基本工业,一切实业才可以兴起来”。以此宗旨为指导,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个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开始了她的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的艰难创举。

协助永利,久大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是黄海研究社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如“在侯德榜摸索制碱技术期间,孙学悟曾主持永利碱厂的碳酸塔,抓紧对碱、酸、盐的研究,推动了以后侯氏制碱法的诞生”;为了配合久大的生产,系统地对长芦苦卤,内蒙碱湖,河南硝盐,和四川井盐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研究,提出盐的生产上的改良,并在盐的副产品中提取钾,溴,碘,钡,镁,以及硼酸,硼砂等有用元素,以供工业与医药上应用。为了配合永利南京錏厂,开辟国人自制化肥的创举,黄海研究社成功地提供了磷钾肥生产及装备材料等的准确数据。并协助筹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化肥生产厂。为此,黄海研究社参与了化工酸、碱、盐三大基础原料及化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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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 ——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P302-303


不仅如此,黄海研究社还是全国第一个设立发酵,菌学研究室的研究机构。如高粮酒,酱油,醋,豆腐,粉丝,饴糖,茶砖,等等无不在他们研究之列,以此他们为当地,协助抗战筹建了多处与食品,药品,染料有关的工厂。我国近代酿酒法就是他们在威海广海泉酒厂,山西汾酒厂与其首先研究总结出的。就连当今尚属先进的微生物探测石油技术,及微生物农业技术,被后人称为“菌牛”的孙学悟,早在三十年代就做了大量研究,并写出了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在抗战时期的艰难时刻,黄海克服了重重困难,搜集和培养了大量优良菌种,成立了具有国际影响的菌库。以方心芳为首的发酵,菌学室连同菌库,解放后全部移交,转入中国科学院,组建成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早在1928年,黄海社就开始研究开发铝的课题,中国的第一块电解金属铝锭也是黄海研究社首先冶炼出来的。当时用此铸造出微型铝制飞机模型,被传为佳话。

在开发海洋方面,黄海社又以从头越的精神,研究了三十多种海藻,对海藻中的钾,碘的加以利用。    

黄海研究社特别注重国内原料方面的调查,研究。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孙学悟说:“关于原料问题,那要彻底调查的,有了确实调查,各种制造专家才能着手计划。”为此他们调查并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    黄海在四川期间,当地有一种痹病,常危及村民的生命健康,当年武汉大学就有好几位同学因此丧命,此病无药可治。黄海去后,经过研究,分析,终于找出病根,原来是当地川盐中含有过量的钡,所引起的,为此他们采取技术措施,消除盐中的剧毒钡,从此,这种长期危害百姓的痹病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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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20周年纪念时汇总科研成果——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P304-305


黄海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从中不难看到,他们的研究课题决不只限于化工方面的科题,还涉及到微生物,食品,农业,冶金,国防,医药,地质,等各个方面。犹如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型国家科学院。不仅如此,敢于天下鲜的孙学悟竟在黄海化工研究社中聘请中国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熊十力创办了一个哲学研究室,为什么要在化工研究社要设立一个哲学研究室呢?在孙先生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为其一切行动的根据,因为有了思想,才能行动,才能有力量,才可以发挥无尽。犹如水力之利用,其机轮所以昼夜转动而不停,非轮之本能,盖全由有水之源泉长流不息继续动也。”“国人以为现代科学应用之种种千变万化的表现即科学之体,孰不知那都犹如机轮之于水力也。现今我们只知追究方法,而不探究其力量的源泉”。可见他要设哲学研究室就是要寻求科学力量的源泉。他在另一篇日记中还明确指出,“黄海创设哲理部门的主要原因:一为准备发展科学之大路;一为准备发展科学之大路;一为沟通中西思想;一为提倡日常生活之与智理融治,还有中国哲学上许多观念也可藉科学之炉以自炼。”“创设哲学部还有一原因,即使中国人有自信力也。一切事有了信力,然后有得有成。”孙学悟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留美期间就常与同仁探讨哲学问题,以致后来美国哈佛大学曾多次聘请他回校讲授“老子及其哲学”,均被他拒绝。由此可见,黄海研究社至所以能做出如此多的成就,完全是由于他们有明确的信仰,充足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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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博览会优等奖牌——永久黄历史P87


创办黄海研究社决非一帆风顺。正如范旭东所言,“办化工研究社,本身就是个要研究的课题。”“化工在今日形成了民族的长城,这岂是不出几把汗,不咬紧牙关,一代一代干下去,建造得成的?研究,是为建造长城打地基,这工作更要费一番气力和精神”。孙学悟也在黄海成立二十周年时也写道:“回忆当初,有如航海探险,天涯地角,茫无边际,一叶孤帆,三两同志,初无标记可循,所恃为吾人指针者,厥惟信心,所日夕祈求者,厥惟现代科学在中国国土生根。二十年来,历尽惊涛骇浪,仅免颠覆,是则各方同情援助之所赐,与多数社员意志坚决临难不苟有以使然”。当今的我们深知,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在社会稳定,政府支持,资金雄厚,人材济济的当今尚且困难重重,更可想象,一个民营企业在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毫无经验可言,并在那几经迁址的战争年代却能创造出如此多的中国第一,简直是一个奇迹!    

成绩的取得完全归功于海王团体的共同努力,这样团体,既有范旭东,李烛尘(久大),侯德榜(永利),孙学悟(黄海)等。这样一个有信仰的领导层,更有一大批出类拔粹的知识分子,高级技工,勤劳肯干的工人群众。在范旭东,孙学悟等人信仰的感召下,仅黄海研究社就拥十多名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双料博士。更有很多硕士,大学毕业生以及技术工人,他们在黄海这样一个不为名利,埋头搞学问的氛围内,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恬目相看的成绩来。这些被吸引到黄海的高素质科技人材是黄海社最宝贵的财富,也是黄海对国家作出的最大贡献。他们解放后都成为了国家化工系统及科学院微生物所的领导或骨干,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    

黄海研究社最珍贵的除了人材外,还有他们的良好的学风和作风。正如永久黄创业人之一,解放后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先生所言:“黄海学风,崇尚自由研究,启个人之睿智,探宇宙之奥藏,鱼跃鸢飞,心地十分活泼。盖海育千奇,取携无碍,集全神以抱卵,自探骊而得珠,若浅赏中辍,西爪东鳞,将莫测渊深矣。历来藏修游泳其中者,类有是感。”“黄海作风,着重脚踏实地,虽汪洋如千顷之波,而溯源探本,不弃细流”。孙学悟也常和研究人员及他的后代说:“学术研究,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头脑清晰,把世俗间所谓荣辱得失是怎么一回事,看得通明透亮,拿研究的对象当做身家性命,爱护它,分析它,安排它,务必使它与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这种任务,岂非可以随便完成的”!唯有这样的学风和作风,才能在茫茫大海中,孤舟奋斗。一步步奔向前行。    

孙学悟在团体内绝非只是个学者,曾长期在范先生身边工作的永利黄资深管理人黄汉瑞先生,曾撰文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二十年代当北伐成功,南京建都时海王团体第一次面临存亡危机!……“海王”被新当权派划成“军阀余孽”受尽冷落,如何来填平这个鸿沟呢?靠孙学悟。”“是他和当时的政府要员杨杏佛(与孙在美国一起组建中国科学社,后被蒋介石杀害)等人大力宣传,范旭东的生平和为人,以及海王团体的信条和事业,使他们大受感动,这样便澄清了误会,免除了岐视,松了绑”。“三十年代,与英国人勾结的盐务署在永利出碱时突然宣布工业用盐都得交税,迫使永利制碱成本猛增,使其无法与英商竞争”,“几经抗争至新旧政权更迭过程中,政令法规都极为混乱,影响到永利无法正常经营,处境甚是困难。又是孙学悟,在困境中勇于负责,挺身而出,南北奔走,反复拼搏,终于取得了工业用盐免税三十年的合理待遇,保证了永利的生存与发展”。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工厂搬迁,“海王”入川时携带有限的资金很快便要消耗光了。几百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范旭东断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请求后,就只有向四大家族把持的四大银行求助了,而当时的官僚集团蓄意多年,早就想吃掉“海王”,正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永利受窘为难,怎会慷慨帮忙呢?“逢此绝境,又是孙学悟想办法,杀出一条生路来。……终于拿到了三百万元的借款,以此借款,永利在纽约买了百辆卡车,组成了运输部,打通了滇缅公路,补充了川厂急需的器材,救活了川厂,救活了整个海王”。如此,黄汉瑞先生写道:“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每当关键时刻,研讨重大决策时,孙的言行更起着主导作用,从根本上关系着海王团体的存亡!事成之后,他甘居幕后,不求人知,淡泊宁静,精神尤为可贵。”    

抗战时期,黄海几经迁址,孙学悟最后决定"化学研究不要在大城市凑热闹,要和生产结合",把研究社定在了四川五通桥。从抗战那天起,他便脱去常穿的西装,穿上中式长衫,就连常抽的香烟,烟斗和雪茄,也换成了中国的烟袋。他和孩子说,日本人侵略我们,我们要有中国人骨气,穿上自己的服装,就是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刚到五通桥时,他白天在民房中筹建研究室,晚上时常在微弱的灯光下,给不识字的,被他称为家里“大功臣”的夫人念《水浒》,以此补偿他给家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求丰富一些家里的生活乐趣。    

在此期间,范旭东不止一次地劝说孙学悟陪同他和侯德榜一起去美国考查,当时胡适正在美国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也是和孙先生等人一同创办中国科学社的好友。在美国有更多的哈佛大学的老同学、老朋友都是美国化工方面专家、学者,当然也极希望他去访,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后来他和他的孩子解释说:“你不会理解我在美国读书和教书时的心情。因为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又受着世界列强的侵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看不起我们。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发奋读书,也要作出样子,要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比他们差。虽然我个人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可是在美国人眼里,我总是一个弱小国家的学者。他们瞧不起中国,总使我蒙受一种屈辱的感觉。那时我便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比他们强,一定要为振兴祖国的化工事业尽心尽力。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愿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去,我也要等到抗战胜利了,以一个强国学者的身份,去美国看看”。    

在范旭东去世前七、八年间,孙学悟曾收到他不下百余封书信,在那战争时期,通信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平均二十几天就写一封信,是何等的不易!封封信记录着范先生的真情实意。信中既有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又有对工作的憾慨;更有有关个人,家庭的述说。如他在去世前,面对抗战的胜利,他写到:“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尔的老友,伸长两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兄以为如何?安乐是亡国的根源啊”!他分明在与他的挚友生动地描述着古今中外腐败官员的嘴脸,及对其的厌恶!和对民族的忧患。   

范旭东在他创业的整个过程中总能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出现在最关键的地方,当抗战时期永利需要大量化工装备时,他亲自到最危险的滇缅前线,督导运输永利器材,当情况十分严重时他写下:“弟决在此多俟些时日,将运输事务,赶上正轨。将近十五年没有料理日常琐屑,现在又亲自开一二元的支票、写账、翻电报,再来一次,恢复了塘沽最初光景。也有趣,老范还来得,兄必乐闻此消息也”“……近几天,闹滇缅路的战事,简直马仰人翻。永利同人拼死命抢出来的器材,一个包抄又全被毁了,伤心,恨人,无从说起!”此时他也不忘记写点轻松的话题:“……学习做运输员,文章相当多,这只好留待见面时畅谈,这短短的半页纸不夠写的。总而言之,想不到这一生有麻烦缅甸朋友的一天,也断断乎没有梦见阿三和我这么宻切合作,有趣,除有趣两个字外没有字好用,哈哈,有趣!”    

当抗战胜利时他又为永利的发展考虑,“……团体中人数不少,个个英豪,局部努力者不乏其人。但能顾全大局,克己为全局设想者仍不多见,此固弟调理未周使然,时代未成熟,不可与言大业,当亦不为无因。”“过去二十多年,多少得了些经验。理想呢,多少也实现了一些,现在酝酿今后的进行方针,确是要紧。我们一边就朝这方向走就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从青年方面拔选人材出来,加以培植,比较稳当。我们把过去的做法,耳提面命的传授给他,只要他能消化,新生命一定可以造得出来的。”  

 范旭东面对他面前的重重压力和困难,他也常常和他的知音流露出自己的真情感受:“……在我个人的本性,是不好狂奔的,因为这时代,逼得我不得不慌忙,太勉强,太劳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摆脱。”“……肚子里老是不痛快,我真怕生病,一病即麻烦了,所以和一座古董似的,用棉花裹了又裹,生怕冲坏。”“天天为着不愿见的人缠着,人生实在太无谓,不过,试把冷眼来看这些众生相,另外也有种妙味。这样的做法想建国,和老太婆念佛想超生,同一得不到结果啊,众生居然丝毫不自觉,有趣就在这里。”    

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指挥千学万马的工业巨人,也会有如此的笔墨:“……这里,因为西伯利亚的低气压,忽然很冷,三天之内相差三十度,放在箱子里的毛衣,又穿上了身。老弟幸而没有伤风,小孩却是孝敬了医生二十多块港币,西伯利亚的风影响到小弟荷包里,奈何!”一个有血有肉,乐观、可爱、幽默的伟人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位伟人,在后人看来能做出如此不可思意的成就就好似一尊神,孰不知,神只有有血有肉,识人间烟火,才更能接地气,有人气,才会更易被后人敬仰、亲近和学习。    

我们至今虽然无法得到孙学悟给范旭东的回信内容,但可想之,这是两个知音间的相互倾诉。他们之间当然也有看法不一的时候,当范旭东从美国归来,路径香港时给孙来信写到:“在美国……以弟观察所得印象,物质方面,我们虽然万万不如他,我不大十分惊奇,他们对于做人的意义,的确比我们高明,我有点自愧,这决不是一代两代就能养成的,没有那样做人的意义。老兄叫我多参考人家(企业)的制度,我以为是白饶的。因为无论制度如何好,要人去应用啊,一说一大套,当面再谈吧。”这“千古不解辩题”,留着二位老兄在天堂里慢慢探讨吧!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人们得知范旭东先生过早地因疾劳过度,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事业和团体时的悲痛心情。孙学悟在追念他的范兄时写道:“他遭逢否运,青年时适值清末内政腐化,外交之失望,变政之惨酷和甲午之战一败涂地。留学时又亲观邻邦之傲慢,备受耻辱。此种种刺激,皆深入其骨,痛感国家之不能自立,国人之不能行己有耻。“知耻”恐怕是范先生终身处世执事的基础。耻之于人大矣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知耻近乎勇。社会无耻不立,国家无耻将亡。这是范先生的信念。”当我们后人怀念范旭东先生时,不仅仅歌颂他的伟绩,更要寻其“生命的源头”他的信仰,及在这一伟大信仰感召下形成的整个永久黄团体!我们的前辈发自肺腑句句誓言,在我们某些现代人看来,都是些听惯了的“空洞无物的口号”,殊不知,正是这些誓言成为他们的终身信仰,用他们整个一生中的一切,包括生命,确确实实地去实现他们为之奋斗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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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因病与世长辞,毛泽东的挽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孙学悟这个在美国留学时,只有一套西服,用不起自来水钢笔,只用蘸水笔、铅笔写字,怕橡皮丢了,用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的穷学生,经过自身努力当上了“天堂般”美国最学府的教师,享受着让人(包括现代人)敬仰的地位和荣誉,却偏偏要选择回到“地狱般”的祖国。不仅如此,他因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支持辛亥革命,与宋庆龄很熟,孙学悟家人在上海时经常得到宋庆龄的资助,上海解放时就是宋庆龄安排他到一个安全处所,免于战火。他和宋子文更是同窗十年的好友,回国后,本应有更高的地位和待遇。他却又一次选择了默默无闻。难怪范旭东称他为“西圣”(从西方归来的中国圣人)为永久黄“守寡”了三十年,以“孤臣寡子心情”,持“卖掉裤子也要把黄海办下去”之决心。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和范先生有着共同的“生命源头”,就是“知耻”,知国家之耻,知民族之耻。   

 解放后,孙学悟用毛笔恭楷写道:“黄海成立将近三十年来,可说是一页坚忍死守奋斗史……我们死守的是一点信念---科学非在中国土壤上生根不可!”“可庆的是,重视科学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了,按人力物力及一切条件来讲,从未有目前之优越,我深信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恐怕眼前便是科学在中国生根的时候了”。为此他首先写信给他儿子孙继商让他马上回国,与他一起继续为科学“守寡”(后任上海化工研究院院长)。然而当他的南开学生,周恩来总理等先生一次次到家里拜访他时,他谢绝了请他担当任何行政职务或荣誉的请求,他明确表示,黄海研究社交给国家,他继续做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研究工作。    

解放后的第三年,孙学悟也过早地追随他的挚友范旭东离我们而去了。这位没有一份公司股票的永久黄创始人之一的孙学悟和范旭东一起完成了他们“果能有些许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的共同誓言,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黄海研究社,连同研究社的房屋(包括他自己住的),家具,藏书浩瀚的图书馆,实验仪器、装置,中国当时唯一的“菌库”等等统统交给了国家,就连众多名人送他的字画,包括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几本书及周总理送给他的砚台,一并“捐了出去”。他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去世时,周总理送了他一个用鲜白玫瑰花编制的花圈和一块万安公墓里的墓地。真正做到了“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他没有给他的后人留下丝毫资产,却留下来了丰厚的受益终生的精神遗产!难怪他的好友侯德榜先生语重心长的说“西圣(孙学悟),到死都是一位无名英雄”!

我深深地敬仰着每位永久黄的前辈们,为他们振兴中华的救国梦想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及所创造出的奇迹般的业绩而无限感慨!也深深地为我们能成为永久黄人的后代感到无比的自豪!

                                                                                                  

孙学悟之孙  孙世杰


古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今有黄海科学技术研究院。首建将继续延续和继承1922年成立的中国化工行业鼻祖——海化学工业研究,为中国化工行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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